说文解物 | 菩萨立像：“S”形身姿的千年独舞

这尊菩萨立像以红砂石雕琢，残高68.2厘米，虽不及云冈、龙门石窟的巨像恢弘，却在方寸间凝练出巴蜀匠艺的精微神韵。石像头部、右臂与双足虽已佚失，但残存部分仍可见非凡匠心：颈部两道柔和的肉纹线与联珠纹项圈相映成趣，残缺处反透出时光沉淀的沧桑美感。

菩萨颈佩雕镂精美的珠宝项饰，胸系一铃。上身袒露，薄纱裙围于胯部，裙摆紧贴身躯垂落，腿部圆弧形衣纹如流水潺湲。绸带和粗大的璎珞呈“X”形交叉于脐部，交叉处饰有圆饼形物，下端整体呈“W”形。外披襞褶厚重的帔帛，襞褶如刀刻斧凿般挺括，在光影中流转出佛衣特有的温润质感。

菩萨右手虽已缺失，但从残存手臂的位置可以推测其原应轻抬至腹部，左手自然下垂至大腿侧握宝瓶。右腿直立支撑全身，左膝微曲形成微妙动态，身躯呈优雅的S形曲线，在自然舒展中流露出东方造像特有的韵律美感，将残缺之美升华为永恒的艺术定格。

成都万佛寺出土的这尊菩萨立像，独特之处在于左手所握的宝瓶。这件法器的渊源，可追溯至古印度佛教传统。

宝瓶梵语称“捃稚迦”，音译“军持”，属佛教“比丘十八物”之一。据《大唐西域记》载，此物原为印度僧人游方必备器，形制便于随身携带，既作饮水之用，亦具净手仪轨。季羡林先生注解指出，宝瓶本来是印度人的一种日常生活用具，佛教徒也在使用，后被赋予了宗教意义，久而久之成为僧众十八物之一。

至观音信仰盛行，造像艺匠将宝瓶与观音形象结合，使其成为标志性法器。袁曙光先生在整理万佛寺石刻时，便是依据此典型特征将其定名为“持瓶观音菩萨立像”。‍

这尊菩萨立像虽然出土于成都万佛寺，却出现了很多此前不见于成都地区的新因素。从目前的资料看，这些新的因素大多可见于20世纪以来西安地区出土的北周造像上。

这尊立像最显著的革新在于对繁复装饰体系的系统性引入：项圈采用北周的圆形宽边样式，表面以联珠纹划分出菱形与圆形宝珠纹的装饰区间，中部垂挂的串铃尤为精妙——主体为椭圆形铃铛，周围环绕五至六枚小铃，这种多层次金属饰件的组合方式，与西安地区北周造像中流行的“铃铛矩阵”装饰系统如出一辙。

在躯体表现方面，相较于北周长安造像普遍呈现的“丰颊方颐、体态壮硕”特征，这尊立像仍保持着南朝梁代以来修长的身体比例。这种对南朝“秀骨清像”遗韵的坚守，在动态表现上更发展为独特的“S”形身姿：右腿直立支撑全身，左膝微曲形成动态支点，腰部向左后方扭转，带动绸带与璎珞呈“W”形起伏。

南北朝时期，成都一直是南北双方激烈争夺的区域。成都曾于公元556年归入北周的版图，与长安之间的文化交流变得更加频繁、深入，因此在这尊菩萨立像上出现明显的长安因素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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