据专家考证，“牧正”是管理畜牧业的官职，“父己”是那位官员的族号或名字。从铭文推断，这件青铜觯最初属于商朝一名掌管畜牧业的贵族。同时出土另外一件铜觯，内底铭文为“覃父癸”。同样铭文内容的青铜器，曾分别在陕西省关中平原西部的宝鸡竹园沟Ⅰ号墓商代晚期的铜爵和陇县韦家庄Ⅱ号墓商代晚期的铜尊、铜盉、铜卣上有发现，它们应各为一家之器。
“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”“尔来四万八千岁，不与秦塞通人烟”，商末殷人的家族之器，是怎么跨越崇山峻岭、千里迢迢漂流到蜀地呢？
《华阳国志》中记载：“武王伐纣，蜀与焉”，意思是说蜀人曾参与周武王讨伐殷商的战争。专家认为，这件铜觯应是蜀人参加武王伐纣时的战利品，或是周王颁赐的掳获物，是巴蜀之师参与灭商战争的见证物，是古蜀文明跨出四川盆地参与华夏文明建设的记录。
当这只象征着胜利与荣耀的铜觯，被小心翼翼一路呵护抵达蜀地，它的意义绝非是一件战利品，而是更先进文明的象征。凯旋的将士不仅带回大量青铜器，也将一批中原匠人带到蜀国，两地工匠的交融和互补，推动了古蜀青铜制作技术的飞跃。十二桥文化时期的四川盆地与北方地区的交流是多方面的，蜀文化中许多重要因素均直接吸收于北方，这种对中原先进文明的向往和吸纳贯穿着古蜀文明的始终。
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说中国，总结为“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”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一如这只铜觯的历程，中华文明的种子奔流融汇，终成多元一体、连绵不绝、兼容并蓄的浩荡洪流。
